对清朝历史比较感兴趣的人一定不会不知道叫魂事件，今天来分享一篇读书笔记，这是笔者在2020年中旬一时兴起的写的随笔
书名：《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国）孔飞力
两百年前的浙江，那个时候江浙沪小伙的刻板标签还不是“渣男”，温商还没开始炒房子，无数的老百姓在这片并不算平坦土地上大都从事农业和丝绸产桑业。
历经了玄烨、胤禛的励精图治，清王朝正在爱新觉罗·弘历同志的带领下逐步迈向封建帝王时代的顶峰。老爱家怎么看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虽说收复大小金川的战事遇到了点小麻烦，入侵缅甸的八旗战士也在缅北吃人的泥潭里享受东南亚漫长的雨季，但是乾隆爷自封的十全老人称号是妥妥的贴在他老人家自己的脑门上了。
告别了清初华夏大地的糜烂，一切貌似都在变好，汉人们全都剃发留辫表示臣服；西北的葛二蛋也终于在康雍乾祖孙三代人的持续打击之下断了气数，复兴大元的迷梦再次魂断戈壁滩；江南地区的制造业也愈发发达，无数的船只携带着数不尽的丝绸瓷器换来一船又一船的白银充盈着帝国的银库和地方官的腰包。
但是在浙江杭州府却出了这样一件闹心事，一位姓吴的石匠为了报复仇人，从别人那里学来了一个名为“叫魂”的乡野妖术，说是只要在纸符上写下仇家的姓名然后再举行一些特定的仪式（比如把字符凿入河床上的石墩里）就可以勾走仇家的魂，不日仇家便会得急病而亡。
不过吴石匠毕竟不是什么专业的巫师，事情最终败露，知县按律拿人，给出处理意见然后上报领导等待批示，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了。毕竟像吴石匠这种大字不识一个的乡野痞夫（仇家的名字都是托关系求来的），又没有破过四旧，这样的人要是一口唯物史观那才是真的有问题。
问题是，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搞得杭州府上下人尽皆知。于是在杭州地界上的恐慌情绪迅速传开，并逐渐连州带府席卷整个中国。
四处化缘的和尚和乞丐成了受到惊吓的百姓们的主要防范对象（如果说对人处以私刑也算是防范的一种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见过你。尤其是这些云游僧人，本身从事的就是与超自然力量相关的职业，而且居无定所，自然也会让人联想到有什么妖僧用勾人魂魄的法术来谋财害命。于是在恐慌的大背景下，和尚成了愤怒的百姓发泄的对象。这些吃斋念佛四处化缘的和尚哪能跟在嵩山出家的同行一样武力值爆表还时不时想着称霸个武林什么的，面对愤怒又恐惧的村民，这些和尚常常被殴打半死然后扭送到官府。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再闹也闹不出省里，顶多到了省一级的领导这事就算是到头了，撑破天也超不出两江总督辖区才对。不过大一统王朝牛逼就牛逼在各省之间不是铁板一块，用了没有多久，山东就传来了相似的叫魂案件。为啥说是相似呢，因为相比较于吴石匠这种靠画符来选择施法目标的方式，山东的案子就不太一样了。虽说画符貌似也可以，不过据侦查员的反馈，山东的案子一般不靠画符，而是割辫。
妖人先用某种药物喷洒到受害人的面部使其昏迷，然后趁机将其辫子割下，然后根据割下的辫子来释放妖术叫走他的魂。听起来好像也没啥，想象力还赶不上起点的悬疑板块爽文呢，不过要命就要命在，辫子这玩意在清王朝是极具政治意味的。
十八世纪中后叶，激烈的剃发易服运动基本上在华夏大地上已经找不到了，相比于一百多年前的祖宗，汉人们已经基本接受了这项新朝雅俗，依附于封建帝王的是士绅儒子们更是已经想好怎么强行解释剃发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间的矛盾了。但是要说主体被统治民族在头发这件事上心里没点不爽，别说汉人信不信，反正乾隆是不信的。
所以蔓延全国的叫魂事件由群体性恐慌，变成了群体性政治事件。
而一旦变成了政治问题，事件的处理就不能单单靠走程序来完成了。正在承德度假的爱新觉罗·弘历同志直接组织专项小组，任命自己为组长，下令全国的领导干部要把解决叫魂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来解决。既然中央的态度已经明确了，那就看地方的执行了吧。
政令先从承德发往北京，然后从北京发往各个省，再由省发往各个府州县。但是中央政策一个样，地方执行就是另一个样，毕竟古今中外的央地关系都非常微妙，按理说皇上亲自督导，事情应该快刀斩乱麻才对，但是案件的审理却越来越乱。捉拿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多，犯人之间的供词乱七八糟，一天一翻供。
为了尽快完成政治任务，地方官采取了撒大网的法子，先把所有有嫌疑的人抓过来，然后找出最有嫌疑的几个人，最后靠各种花里胡哨的玩法让他们屈打成招。乾隆一看不对啊，本来是要压制恐慌，结果自己这么一玩反而搞得人心惶惶，立马下发相关意见“要尽量做到不滥罚，一直没有找到证据的犯罪嫌疑人要尽快释放”但是帝国的庞大运行机制又没有暂停的按钮，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叫魂案线索摆在乾隆的案前，当然躲在避暑山庄里的皇上看到的都是经由北京的刑部尚书看过并包装过的文件，时任掌管此事的军机处大臣刘统勋已经明显的意识到这个事件已经愈发糜烂混乱了，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结束这个问题了。
从此，从地方官到京官再到皇帝，大家达成了一种疲倦的默契。在处死了几个跳梁的典型之后，漫长的夏季已然结束。皇帝即将启程离开承德避暑山庄，时机差不多到了，那就这样吧，乾隆皇帝大笔一挥便下令结案了。于是这场席卷十二省的大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叫魂案结束了，它从发端到演变再到结束都充满了中国特色，而作为一场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政治风波，他的每一个小细节细细咂摸都能品出来那么一点味道。
作为祖国的花骨朵，我们从小接受的史学训练一直都是唯物主义史观的以朝代为划分的史学研究方法，以至于某些偏西式的表达会莫名其妙的让我们眼前一亮（比如中华第一帝国、第二帝国），这也就是为啥看一些外国中国史研究者的著作会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角度不同看法不同嘛。
但是在研究中国的近古历史的时候，我们却又忍不住常常发问，为啥在那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年代里，明明我们的商业行为和生产行为已经深深的嵌入世界体系，但是每每涉及当时的历史，那种中国与世界的割裂感会那么强烈？我想把这个问题的原因归结到闭关锁国绝对是一种偷懒图省事的行为。作为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指生产总值）它的堕落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十九世纪初风暴来临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我想是这本书可能想要探讨的话题。不过这些话题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紧张的政治氛围，无处不在的民族矛盾（书中写为种族，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分类而不是生物上的分类，还是民族比较合适）构成了1768年中国的底色，而唯物思想使得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往经济基础方向转移视线。叫魂事件的产生和发展趋势是否由当时的经济情况所必然影响呢？
我们来畅享一下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出生在江南地区的人已经快一百年没有经历过战事了，和平的氛围促使了人口的爆炸，富裕的江南都市孕育出了分工明确的社会化生产，大量的失地农民被裹挟进了当地的缫丝作坊，照这么一看，这是要和伦敦抢着争夺工业革命发源地啊，改稻为桑不就是中国版羊吃人嘛。
中国的问题，成也人口，败也人口。大量的新生人口在向下转移阶层，即赤贫阶层的大量出现严重的冲击了中国社会，白银的流入还没有达到某种阈值从而使得除必需品外的所有商品价格均得到提升，经济问题在叫魂事件中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对外来人口的普遍的敌视。
而对于帝国的领导层——官僚和帝王而言，问题却不局限于此。满清特殊的政治环境可能才是叫魂案能最终变得如此上纲上线的根本原因。
当时的满清朝廷正逐步走向盛世的定点，少数民族政权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是高悬在满清统治者头上的一根剑，而乾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小朋友都叫得出的帝王，其在民族关系的把控上一定是有点心得的。而书中认为乾隆一直在把握一个度，那就是普适性与民族特殊性之间的平衡。他既需要普适性来构建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又需要民族特殊性来维持满族的上层统治，而如何把握这个度，就体现这位皮肤白皙的长脸哥哥的政治智慧了。首先，在各种各样无关痛痒的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常事情上，他在不停地构建民族划分的政治语言，但是在应对具体的重大的政治议题时，皇帝却极少使用民族叙事手法。比如在定义一些明显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叛乱时，皇帝会有意的将叛乱定性为传统的反对统一王朝的叛乱，尽管官方在尽全力不提民族矛盾创造民族和谐的景象，但是当叫魂案出现民族主义的倾向时（剪辫子）皇帝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削发蓄辫从未以明文出现在任何一部大清的法律典籍之中，这一点几乎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是削发令的影响如此之大，某种程度上削发作为大清朝的底色贯穿于大清将近三百年的国祚。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在显示，发式在东亚儒家传统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作为对于大清归顺的标志，以至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对于头发这件事相当敏感。同样汉族对于发式的不满情绪也使之作为一种反抗标志象征着与满人的彻底决裂。
满人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术的集大成者，从北魏到辽金元，历史告诉他们过度汉化的结果就是民族的消亡和政权的瓦解，同时对基层稀疏的治理又暗藏着民族矛盾的充分酝酿。所以为了自身民族的维系，满人统治者首先设立种种规则将满汉区分（骑射乃大清根本），其次又尽可能的在重大事件上削弱民族视角的话语体系，淡化民族叙事。作为封建统治时代的巅峰，满清政权一直在维系这种微妙的平衡。对于汉蒙回藏，清王朝均采取了积极的民族隔离政策，对各个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并且相互挟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会选择让其互相攻迁（比如陕甘回乱）。
叫魂案之所以惊动中央，正是因为其性质逐渐转变以至于触动了民族问题这一清王朝最大的红线。
同时本案中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点就是微妙的央地关系。它贯穿于民族矛盾之外，却深刻的影响着清王朝的统治。对于这种由造谣和邪术夹杂在一起造成的群体性恐慌，再加之一些人有意为之的煽动，使得本案的溯源相当困难，就算是百年之后建国初期震动全国的红毛水怪事件也难以真正所谓找出真凶。所以叫魂事件中中央态度的转变是符合逻辑的，从捉拿妖僧到安抚民众。但是对于这种十数个省份同时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清王朝缺乏有效的责任机制。同样数省之间也没有有效的合作机制，各个省之间互相推诿，山东指责江苏没有控制好流民，安徽指责湖北没有管控好的影响，地方上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粗暴执法，并且由于对中央意图理解的不到位，也导致了叫魂事件的进一步影响扩大和性质裂变。封建王朝的皇权不下县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最基层的地方需要与统治者保持一层薄薄的隔膜，这样不单单是降低了行政成本更减少了政策执行层面与百姓之间的直接摩擦。一旦摩擦加剧，群众就变得极易被煽动。
这样一来，本身是为了安抚民众的行为反而变成了民变的诱因。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便开始着手转变政策，调整方针。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什么时代，中央作为某种集体意志，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尤其是在封建王朝时期，清朝时期已经是集权时代的巅峰，皇帝的个人意志能够左右的东西太多太大了，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在本案之中观察到中央的政策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绕过了皇帝。首先是皇帝在承德休假这个时间点，其实这个时间上政务的处理权重很大程度上是交给了军机处的，但是由于叫魂案牵扯太大，所以程序上必须启奏皇上。但是当情况开始糜烂之后，再加上前期的对应指导思想出现了重大问题，军机处可能是出于缩短行政周期或者是扁平化政务处理之类的原因开始直接越过皇帝来下达指令。毕竟承德到北京之间还是有着不短的距离。
大一统王朝的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其最主要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其巨大的体量。并且还有中华文明早熟的政治制度。巨大的体量使得任何一件群体性事件都有可能迅速串联爆发，作为一个统一的文明板块，这个力量异常恐怖。同时传统的央地关系，中央政策的制定，以及那个时代的经济背景共同组成了事件爆发的诱因。这也是为什么叫魂事件略显荒唐却值得关心的原因。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佘百分百）：叫魂：帝国永夜前的白昼
ssy
?来喷几句
1、那个时代的大清只是有一些对外贸易，以丝绸茶叶等奢侈品为主，对外产生了不少顺差，赚到了不少白银，但并不能说是深深地嵌入世界贸易体系（加入wto之后才算？），这么多的顺差，还是以贵金属作为硬通货的时代（会造成其他国家通货紧缩），最关键是没有和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军事实力，于是1840年大英将大清踹出这个体系
2、本书作者是菲利普·孔恩，中文名孔飞力，美国汉学家，出生于伦敦，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师从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原名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这个名字是梁思成起的）
3、大举报这种事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和国家都存在，比如北美猎巫案，麦卡锡主义，不用刻意联想，这是human的通性
4、央地关系，官僚和皇帝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伙的，在有些事情上有利益冲突，所谓帝王之术就是处理这种事的嘛。但对百姓而言，官僚和皇帝都是统一战线的
5、书中有这么一段话算是整本书的精髓：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这就是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收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收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
201年2月19日于公众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