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又从硬盘深处找到了一篇不知道和大姐姐们朝夕相处了多少年的读书笔记，我稍加修改后发到这里做个备份，希望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变局有启示作用。
书名：《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
特邀评论员 | byt
全文约9000字，阅读需20分钟
嘉靖一死，大明王朝就正式进入了隆庆年间。大明已经平安无事了一百多年，随着隆庆开关政策的顺利施行，伴随着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王朝正是一副中兴之兆。对于在南直隶徽州府歙县担任公务员的帅嘉谟同志而言这不过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一天了。
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 歙（she4）、黟（yi1）、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小帅同志就在这里上班，对于既不善文也不善武的帅嘉谟而言，在当时那个年代注定无法大富大贵，但是帅嘉谟同志这个人却对数字相当敏感，虽然只是一个算钱粮的小官吏，但是这个岗位却需要的计算大量的应用题，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乙巳改科时，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而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就已经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好家伙，没想到还是个多重历史遗留问题。也许是正义感使然也许是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小帅同志毅然决然决定第三次上访。隆庆四年（1570年），帅嘉谟写了一篇呈文，详细的写明了自己的考察过程，然后痛陈歙县百姓被冤税折磨了两百年，末了还不忘在文首加上一句“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海刚峰。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高度重视。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罢官，啊不对，调职，改任南京粮储。这件事虽然同样精彩但是咱们先按下不表。
没了海青天这个主心骨可再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霉头了，要知道更改税制这件事可是要触动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
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那些致仕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回乡守孝），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明年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终于拖了两个多月，才由绩溪县牵头回了一篇申文，开头便痛骂帅嘉谟欺君罔上是个假公济私的讼棍，又骂嘉靖年间的上访二人是刁民，骂完之后开始哭穷“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这才是大杀器，什么统计数据什么法治公平，哪有稳定来的重要，稳定是我大明朝的基石！
徽州府一看，那就这样啊吧，还闹什么闹，你们底下各县分配税收对于府里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们再怎么闹府里每年该交多少税还是多少税。眼看着要黄，帅嘉谟可不答应，辛辛苦苦了一大圈，最后难道又要无疾而终嘛，这不行，我要第四次上访！这一次也不去省里了，直接进京！不过不是北京，而是依然在应天府办公的南京，我要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帅嘉谟到了南京之后没有直接去找户部，而是找了督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而且找这位宋言官也不是为了弹劾谁，而是为了要一个朝廷的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要不，把他干掉算了。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一切似乎归于沉寂。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嘉谟。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恶！
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但是这事充满黑色幽默的地方在于，由于帅嘉谟在歙县上班，所以是由歙县负责派衙役拿人，但是让人家歙县去抓一个为歙县利益奔走的人，人家能有多大的积极性。在歙县通过帅嘉谟亲戚得知了帅嘉谟在江夏的住址之后，便以无凭拘解的理由告诉上面，这是跨县办案，我们歙县没有权利在湖广抓人。
按照逻辑，歙县应该是想把这事压下去的，但是谁承想，这事才过了十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他先是对自己的远遁的理由做出了解释，然后细致的回顾了一遍人丁丝绢事件的案情经过和各级单位领导部门的批示。当然，对于徽州府，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今奉爷台仁恩催议，千里奔归，伏乞作主，怜悯偏苦，洞察奸弊。”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赶回，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
无论如何，帅嘉谟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两天之后，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你们好好详查一下。
这个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再拿出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歙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
总之内容就是帅嘉谟之前呈文的复读机，希望能够将丝绢税平摊到各县。与之前不同的是，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歙县税收这个烂摊子可能是很多年前有些户房官吏舞弊，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表示。而歙县知县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知县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歙县没人在府里，只能被人欺负。所以“人丁丝绢”被篡改这件事，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为“后五子”之一。后人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时，汪道昆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
–江珍，歙县溪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
–方弘静，歙县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曹楼，歙县雄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
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歙县这次，绝对是筹谋已久。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串联，哪里来得及？五月十日，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府志、赋役等文件，会同五县通查，一有结果，立刻上报。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应天巡抚、按两院给的批复，都是“仰府查议报夺”，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不忙。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歙县，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按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
徽州府这次可真是吓坏了。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这事不是早黄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过来商议。这回，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有所表示才成。
婺（wù）源县第一个做出回应，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糙。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县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丝绢”，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黄册。
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黄册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攒造，十年一届，从无中断，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按照规定，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除此之外，婺源县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太厉害了，只是辖下两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是知县领衔。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
前面有四个县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真理大讨论中来。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那怎么办，查黄册吧，黄册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办。
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恐怕徽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徽州府相关的黄册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一共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这四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等到九月份调查组查完黄册，一个更无语的结果摆在众人面前，徽州的黄册散肄了，数据根本查不到。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红头文件。在这份文件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那么怎么解决呢？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行均平赋役之法。毕竟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嘛。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不予撤销。但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26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
好哇，这下子全都理顺了，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真理大讨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摊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一举三得。
所以，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能怕触及少数人的利益，而得罪多数百姓的根本利益，但也要保证执行层干部的人身安全，不能因此打消他们的积极性。改革不能不改，这是赴汤蹈火为人民；但也不能瞎改，这是恪尽职守保平安。如何将改革进行到底，是一门学问，很考验朝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张居正就是这个时代成功的改革家，古人说得好啊：
商鞅：“make 秦 great again！不就是五🐎分👴嘛，2000年后有位江苏巡抚说得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如此一来，人丁丝绢案算是圆满解决。这场从地方到中央之间反复横跳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终于算是理清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佘百分百）：人丁丝绢案：将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