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的防控政策转向算是我唯一想稍微多啰嗦啰嗦的事情，想聊的欲望甚至超过了20th，仔细想想20th可聊的东西不多，绝大部分之前都讲了很多遍，未来二十年的人类世界主基调回归到了历史的常态：冲突与对抗。国内的重点是共同富裕，只不过用的时间会很长，毕竟改开到新时代也用了四十年嘛。“千方百计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我想到了物价闯关，劳动力价格（劳动者收入）和物价的双螺旋上涨。叠加人口萎缩的长期debuff，若干年后一线蓝领/有点技术体力劳动者的待遇会大幅度提高，甚至会完全超过坐办公室的人的收入，现在已经能观察到这种现象了，说的专业点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劳动力价格不会因为地域、行业等因素而有过大的差距。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决定转向的那两天发生了什么。12月初，我和同事在沈阳出差，平时防护做得很好，就在放开那几天，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在这几天陆续感染发烧，因此耽误了项目进度。这个月其实还有一个重大转向，就是对房地产的态度、平台经济，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都先暂且不聊。
随便说说我的想法：过去三年的防疫从全局来看是失败的。成功的只有武汉保卫战，上海保卫战等这些局部的点状临时措施。我旗帜鲜明的反对“三年防疫一直很成功，直到20条以后一夕之间全部崩溃”这种说法，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从全国范围，从三年的长时间周期看来，从全社会各个圈层、阶层的角度来看，三年来的所谓防疫动员，是完全失败的，是没有纲领和方向的，所谓的清零派也好，放开派也罢，都是这个失败的一部分的体现。
因为过去三年，我们的party center一直在以03非典、98抗洪、08抗震这样的局部的、短期的、不可长期持续的准战争动员的思维去面对RNA病毒反复变异这样一个因人口的数量和密度（改开以来的城市化速度太快，城市人口密度过高）都快速膨胀的大环境下自然界的长期必然现象。人类历史上人口过密的地区无一例外的都发生过若干次大瘟疫，就像战争、饥荒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能以全国之力去支援武汉上海，可以短时间靠人民军队的高效率修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可以局部动员成千上万党员下沉社区当志愿者组织核酸和物资分发，但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临时的救灾社会组织模式，不是长期手段。
换句话说，对病毒的传播，首先是不可能去妄言清零或者共存的，核心在于，大家要承认这个病毒是1918年以后最严重的流行病，不是98年的洪水，不是03年的非典，不是08年的地震，是现在活着的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自然界（或者人为的）的长期现象，这个共识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过去三年根本没有。要么就是认为只要党中央发起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速胜论；要么就是认为只要放开了，生活就会恢复正常的亡国论。
病毒的原始品种和前几个变异品种的传播性还没那么强的时候，尚且还能控制得住。当病毒的持续变异出高传染性的品种（单链RNA病毒的特性，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导致现有的防控体系到达极限后，迫不得已放开是唯一的结果。
基层组织对抗疫工作的领导的合法性，过去三年完全没有解决。既没有全国人大的法律解释，又没有有关部门的临时规定，也没有党中央或者最高领导人专门的纲领性的讲话和政治动员符号。只有一个动态清零总方针。方针是什么？就是行动指南。是规划性的，方向性的，不是合法性的。只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感染者动态清零，至于谁来为这个目标承担主体政治和其他责任？谁来作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单位的行动的指挥者、负责人？
比如有一个观点：凭什么我作为工作体面、学历高、有素质、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要被保安锁在小区里？要被核酸志愿者呼来喝去？要被社区工作人员拉去隔离？
这类话语看起来很操蛋，很让人有情绪，但是这个逻辑本身是客观存在且残酷的，即使没有疫情也不能回避的，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元的权力合法性到底是谁的？我们到底听谁的？
说白了，我们过去40年的城市化路线，是只要经济发展数字，只要物质发展的效率至上主义，所有人都有意无意的忽视、漠视了无社会组织结构与时俱进调整这件事的存在性、必要性、紧迫性和严酷性的。
因为过去40年国内太和平了，没有大规模战争，几乎没有全国性社会动荡，没有外敌入侵，没有粮食危机。
他们鄙视保安，鄙视劳动者，鄙视基层干部，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特性，但是这种批判在讨论社会运行逻辑的时候没有意义，不可能所有人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角色是小资产阶级的时候仍然能以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道德要求自己。
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保安凭什么锁居民，问题的核心是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但是疫情防控的一线责任要保安来负责？
保安在城市生活的角色是什么？他们是外地来城市的打工者，日常的工作内容是通过巡视排除一些低层次的治安威胁，服务住户的生活，他们本来就不可能承担组织起基层的资源，动员人口，执行防疫策略的职能，包括社区的干部，其政治上的工作权限和工作逻辑也不包括这个
2020年所谓的抗疫成功顶多只是保住了武汉大部分人的生命安全，但并没有在武汉第一次面对可怕的病毒的那种混乱、迷惘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全党全国上下认真总结、系统梳理、统一思想形成一个社会机制如何应对新生病毒的共识。
从上到下认为防疫是紧急状态，所有人忍两天就算了，极个别人不听话就让保安锁门。但实际上我在02反复强调，病毒传播就跟打雷下雨一样，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这是个常态，我们要和世界上有病毒这件事共存，我们要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机制调整到有病毒状态
说白了，我们过去四十年来的发展是畸形的。过于在意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建设，过于在意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新冠病毒只是个照妖镜，新冠只是让原来就有的社会矛盾和发展带来的问题暴露的更加明显而已，没有新冠病毒也会有别的东西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付出的代价和教训估计也不会比疫情少。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绝对不是一群人住在高容积率高楼里，平常素不相识，各过各的，有外卖就能活。一有了问题就哭着喊着要政府救，精神上迷茫了就上网找各种大v说得好就点赞打赏，不合自己的情绪就狂骂。健康的，有机的社会一定有着成熟的基层组织，能够动员起每一个个体来解决问题的（有点哈人是不是？）。
我们回到基层保安的那个操蛋的观点上来，据我了解北美的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防疫是很成功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有钱和有执行力的人群就不得病，没有活该死了。这在价值观上是错误的，但是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是可持续运行的。
咱们呢？政府提出动态清零，所有人假装拥护，但从上到下没有人去系统性研究怎么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人主动去改变前疫情时代不合时宜的社会运作机制，没有人愿意承担主体责任，都在假装自己积极工作。
动态清零的目标是正确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但很遗憾，提出动态清零这个方针的决策逻辑是唯心的，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是办不到的。根本不是靠到处调医生，到处调党员干部就能动态清零，也不是靠一个副总理到处巡视，要求做核酸就能动态清零。是要全社会主动去找出所有有利于病毒传播的环节，然后投入巨大的成本去改变它。
这需要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路线，需要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其实又回到了20th这个话题上，中国式的现代化肯定不能沿着过去改开以来的，原始重商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了，这个共识在新时代以来就已经在中south海里形成了，于是有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从严治党，反腐，反垄断，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措施，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oldshe100）：2022碎碎念-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