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已经一年没有更新了，今天更新一篇完成于2022年5月特邀评论员的随笔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顺永昌元年。国祚二百余年的大明朝气数已尽，北京的陷落是这位病入膏肓的将死之人脑死亡的开始。自古以来中华王朝还没有哪朝哪代能够跳脱出历史周期律，躲过崩溃-重建-繁荣-崩溃的古老模型。即便是当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朱明王朝也迎来了它剧情的终章。明朝的掘墓人李自成曾是王朝治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公务员，在明末的吃人乱世之下，他是众多流寇之中养蛊的蛊王。入住北京之后，李自成曾无限接近这个古老帝国的最高权杖，但是却在一系列严重的误判之后与权杖失之交臂。
我相信李自成是吃过基层苦的，他和朱元璋一样，在目睹了基层老百姓易子而食的混沌之后，他率领的顺军是有想法为穷苦的农民做点什么的。明朝的税收系统在万历之后已然全面失灵，富庶的江南所收赋税竟不足河南的三分之一，辽东边境的战事又催生了更多的开支缺口。沉重的税收压力被摊派到并不富庶的地方，地方士绅最终又把税收压力转移给了最基层的农民。为了削减财政压力，明朝中央取消了一些基层岗位，在这场浩浩荡荡的下岗潮中，基层邮差李自成同志光荣下岗，并且成功灵活就业成为了一名职业流寇。
从流寇到闯军，李自成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让他在一众草寇之中脱颖而出的。不同于人们先入为主的封建农民军军纪涣散打家劫舍的印象，李自成领导下的闯军自始至终都是相当重视农民利益的。李自成说大顺治下三年内农民不上税，从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一书的考证中可以证明这一条政令顺政权是积极执行了的。那军饷从哪来呢？李自成给出的答案是追赃助饷——杀大户，要让这帮地主豪绅怎么从农民嘴里扣出钱来就怎么吐出来。
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
“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京师百姓“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而对待地主官僚士绅的态度为顺军将来的倾覆埋下了草灰蛇线的伏笔。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对于新生的李自成政权，我们用后世的上帝视角来看，它的主要任务就两个，一个是解决悬据辽东的清政权，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毕竟革命阶段改变了嘛，工作的重心当然也得随之改变。李自成大可以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但是这个在西北汉子显然不那么认为，作为一支农民的武装，李自成坚决的执行了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的政策。
占领北京之后，闯军没收了大量的皇室内帑、宗室家产以补充军队和政权的开支。到此为止，官僚系统是不会对其有什么微词的，毕竟抄的是老朱家的家产，对自己而言不过就是公司改个名字换个老板而已。况且明末这几十年下来，明眼人也看得出来大明已经不行了，也是时候换个话事人了。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国子监生陈方”
“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
北京的大小官员争先恐后的去顺政权的人事部报名，其中包括诸如少詹事项煜、给事中时敏等等明廷的权臣大官，其中时敏去吏政府报名的时候晚了，老人家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丞相牛金星看见他那个样子说道“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
但是让官僚士绅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 1644 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是这对于决定归附顺政权的官绅而言是始料未及的。
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
过去我印象很深的是中学的历史老师曾经绘声绘色的给我们描述过闯军进入北京之后在不到一个月内迅速腐化从而失去民心导致政权失败，其中不乏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什么闯军没怎么吃过饺子，进城之后狂吃饺子之类的故事，但是史料表明这很可能是一种误传，一是不少亲历燕京甲申之变的人曾明确表明过闯军军纪严明，二是之后的清政权入驻北京城后，将东中西三城百姓逐出尽数剃头，如此做法总不会比顺政权更得民心吧。因此不存在因军队和政权的迅速腐化导致的失民心从而引发政治失败这种可能，至于为什么闯军的名声这么差，估计大家就懂得都懂了。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团结各个阶层。
吴三桂，辽东中后所人（今辽宁绥中县），为出身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曾任明朝总兵，其中祖大寿和哥哥吴三凤已经先后投降清朝。1644 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他的队伍还包括山海关总兵高第的人马）。但是他们一行人刚到永平府，就得知北京陷落，大明已经完蛋了。此时两淮以北的明军已经尽数归降大顺，吴三桂部已然与南方的明政权失去了联络，摆在他面前的其实就只有两条路，降顺和降清。其中，早在1642年，清政权就在努力招降吴三桂。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皇太极
但是吴三桂对此事自觉回旋余地尚大，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到 1644 年三月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此事倒是不难理解，一来大家都是汉人，王朝更替而已，二来京城各级文武官员差不多都降了，三来吴三桂他老爹吴襄还在北京呢。四来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
但是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至于原因是什么那可就说法甚多了，其中最有名也是最离谱的大概的就是著名的为了京城名妓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吧。我认为可能性更大的应该是史籍中的另一种说法：吴三桂不知道从哪听说他爹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了，吴家全家被大顺军抄没。但是真实情况早已不可考证。
“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张怡《謏闻续笔》卷一记
吴三桂的叛变，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其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跟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比，早
在皇太极时代末期，清朝决策层方面对时事的分析就相当准确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皇太极
在这以前，皇太极曾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由此可以窥知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
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
“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清都沈阳的朝鲜使者向本国的报告
同时与此前的三次后金大规模入口不同的是其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而且清军行军途中突然收到了吴三桂部的求救，这简直是一份天降大礼。四月中旬，李自成部在经历了一系列战略欺骗之后终于随其主力姗姗来迟到达了山海关，随后与吴三桂部激战一昼夜，此时多尔衮的部队在据关城二十里处进行观望。经过几天的使者往返和亲身考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遂在吴三桂的再三催促下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此时的闯军已于吴三桂部激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至此山海关战役大体已尘埃落定。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作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明朝堂报
“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奏疏
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其中典型的例子有官至清内院大学士的前阉党冯铨，还有被南明朝廷视为“从贼逆臣”的陈名夏、周伯达等等。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把卫所军士改为屯丁，遇有缺额“永不勾补”。
尽管清初社会生产大面积破坏，加以频繁用兵，军需孔急，朝廷颁布的“恩诏”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但是，这些政策具有长期性质，对于稳定人心，使流离失所的人口同抛荒的土地逐步重新结合起来，无疑有积极作用，为尔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但与明面上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相对应的是清政权残酷的文化政策，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
“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北京的朝鲜使臣
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敛。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oldshe100）：《南明史》读书笔记·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