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过去几年的学习成果，分析当今世界局势的来源，预测一下未来走势。分析方法是世界体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一种经济模式对应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力的形态，决定了社会组织和国家权力的形态。但这种经济模式最终会把它的意识形态推向它的反面。
1、一战前是典型的早期自由主义/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是前现代的、缺乏深度组织能力的传统农业与早期工业混合的生产模式。对应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一战导致了保守主义以及保守党派的下台和王冠落地。
1.1 生产模式：碎片化与缺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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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化生产：在福特制流水线诞生前，虽然有了蒸汽机和早期工厂，但生产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熟练工人的手工作坊或初级机器。它没有实现极端标准化和海量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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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与自然经济：经济运行主要依靠自然的供需关系和传统的商业网络，国家权力极少主动下达涵盖整个社会的超级订单来指导生产。
1.2 政府形态：浮于表面的弱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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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代理与分包：无论是欧洲的封建君主、贵族内阁，还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其权力结构都是相对松散的。国家机器没有下沉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而是依赖地方豪强、乡绅或军阀进行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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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理性主义”规划：政府不对社会的医疗、教育、人口进行科学的、像管理机器零件一样的精确计算和统筹。
1.3 社会组织：散漫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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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附着于土地、宗族、宗教或传统的行会，而不是被组织成纪律严明、按时上下班的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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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形态是自发和散漫的，无法在极短时间内将全部人口转化为高度一致的战争或生产资源
1.4 一战淘汰了这种生产模式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总体战（人人平等的理念发源于拿破仑战争，在此时成型）。在绞肉机般的堑壕战中，拼的不再是贵族骑士的勇敢，而是每天能生产多少万发炮弹、能把多少百万的青年迅速训练成标准化的士兵送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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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帝国的崩溃：沙俄、奥匈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王冠落地的代表），它们虽然有着庞大的体量，但政府管理依然是传统的、低效的。它们无法像后来的大政府那样，将整个国家瞬间变成一条高效运转的流水线。沉重的战争压力直接压垮了这些松散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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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的注定失败：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来看，北洋政府是保守党。北洋军阀的统治模式依然是依靠传统的军事强人割据和包税制，完全无法对底层民众进行现代化的政治动员和工业化改造。因此，它必然会被后来拥有更强基层组织力、更具大政府动员特征的现代政党（如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所取代。
2、一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对应的是理性主义，大政府。
2.1 产能过剩与超级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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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的本性是极其贪婪的：流水线（如福特制）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几何级爆炸。但它有一个致命弱点——不能停。一旦机器开动，就需要海量的原材料输入和海量的产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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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的失灵：传统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模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下，市场需求是自发、零散且不稳定的。当流水线生产出的海量商品无法被市场完全消化时，就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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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作为“终极买单者”：为了维持流水线的运转，必须有一个拥有强大财力和调度能力的实体来下达超级订单。只有大政府通过国家干预（如罗斯福新政的基建订单，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兜底这种恐怖的产能，这就是理性主义大政府主导的订单经济。
2.2 对“人”的标准化与社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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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传统的社会结构：传统的农业或手工业社会，人的生活状态是散漫的、依附于宗族和宗教的（保守主义）。但流水线不需要个性，它需要高度纪律性、按时上下班、掌握特定技能的标准化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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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社会工程：只有大政府，才能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城市交通网络甚至社会保障体系，将散落的农民和小市民，强行“格式化”为符合流水线要求的工人。这种依靠科学计算、统筹规划来管理社会的模式，就是政治上的理性主义。
2.3 总体战的极致动员（生存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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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终极考验：二战是一场工业化总体战，拼的是谁能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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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的胜利：苏联（军事共产主义）和美国（罗斯福大政府）能够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把流水线订单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最彻底的人力物力动员。而德国和日本虽然也有工业，但它们过于依赖神秘主义（如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天照大神等），在国家理性和全面动员的层面上是不够彻底的（德国妇女1944年的时候还不用上班）。因此，大政府+流水线的模式在残酷的战争筛选中活了下来。
2.4 补充：法西斯的本质是阶级调和的工团主义
纳粹党的全程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其真正的内核是提出了一种看似美好的口号——通过让工人、资本家和贵族坐下来谈判，通过调和来避免流血的阶级斗争，从而建立一个美好社会。
法西斯党通过专制手段，垄断了社会所有阶级的调和权。它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充当绝对的仲裁者。它试图照顾国内每一个阶层的利益和需求，给所有人许诺好处：工人有社保、农民有地种、大资本家有订单、容克和武士有军官当。
这样一个试图满足所有阶级、强行调和矛盾的体制，在经济上注定是缺乏活力的。为了维持这种高昂的内部社会调和成本，防止国内矛盾爆发和暴力革命，法西斯政权必须对外进行掠夺。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如果工农想要高福利，资本家想要高利润，这是个既要又要的无解方程，因为福利往往来源于对资本的税收，或者利润来源于对工人的压榨。当国内的资源不够分，而社会各界对美好生活的预期和呼声又被无限拉高时，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繁荣和阶级调和，这个国家就必须引入外部的被剥夺者来买单。
经历了背负巨额战争赔款、恶性通货膨胀和1929年大萧条后，德国民众的绝望感达到了极点。失业率飙升，中产阶级破产。群众极度渴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和面包，资本家极度渴望恢复生产和镇压工人罢工，军官团渴望重振军威。传统的民主政党面对这种烂摊子束手无策，只能要求大家“勒紧裤腰带”。而纳粹党却站出来承诺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既给工人发工资和福利，又保证大企业主的私有财产和利润，还要大规模扩军。因为只有这种“包治百病”的许诺，才能在绝望的选民中拿到足够多的选票。
最初把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送上权力的，是传统的保守派精英。大资本家、旧贵族、军方等。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法西斯的那些狂热口号，但他们当时面临一个更可怕的威胁——无产阶级革命。为了保住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工厂，精英们决定与法西斯合作，借法西斯的暴力手段去粉碎国内的工会和左翼政党。他们本以为自己能控制法西斯，但一旦法西斯利用国家机器完成了极权统治，剥夺了所有人的政治权利，这就成了一辆失去刹车的坦克，资本家最终也成了这台战争机器的附庸。
当法西斯真正掌权并开始兑现“美好社会”的承诺时，比如德国在30年代初确实消灭了失业，修了高速公路，甚至给工人发邮轮度假券的时候，法西斯通过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政治犯的财产、工会资金、以及发行巨额国债梅福券、掠夺他国、补上了这个巨大的经济窟窿。）
正是因为需要掠夺来维持内部的工团主义和阶级调和，最终才导致了种族主义、对外扩张和集中营这些悲惨的结果。
2.5 总结
流水线带来了巨量产能–自由市场无法消化–需要大政府进行理性规划和下达订单–需要大政府改造社会以提供标准化劳动力–在二战的极端暴力测试中（相互摧毁工业产能），这种模式证明了其拥有最强的动员和生存能力。
3、理性主义大政府的终结
大政府+流水线模式虽然在二战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它自身包含着一个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
3.1 流水线和大政府虽然效率极高，但代价是对“人”的极度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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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质变：流水线生产和大政府推广的社会面的、单向度的订单经济，必然会导致本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人口的急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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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觉醒：当整个社会都被组织成一个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巨大机器时，作为螺丝钉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开始感到窒息。这种被死板计划和单向度经济支配的压抑感，最终将历史推向了大政府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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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崩塌：这种矛盾发展到爆点，就是1968年爆发的世界革命（包括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民权反战运动、日本的安保斗争、我国的CR，以及东欧的社会运动）。这场席卷全球的街头革命，彻底毁灭了大政府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
3.2 岔路口：僵化镇压 vs 产业转移
面对这股从底层喷涌而出的反抗力量，以及两国国内都存在的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世界两大阵营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也直接决定了冷战的最终结局：
面对东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街头革命，苏联采取了镇压的方式。苏联拒绝改变原有的僵化生产模式，没有选择打破军工集团等既得利益格局进行内部重组，外部又无法像纳粹那样通过无限扩张去掠夺，这种高昂的调和成本最终耗尽了苏联的国力，导致其最终被时代淘汰。
英、美、法、日等国则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拒绝了僵化的阶级调和，选择了一场惨烈的内部利益重组。1968年之前的美国其实比苏联还要保守（存在种族歧视、不平等）。战后封闭保守的军工阶层同样垄断了大量资源。
美国的新一代对保守的军工阶层开展了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民权运动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进步，它本质上是一次打破旧阶级壁垒、释放底层劳动力（妇女、少数族裔）活力、重组国内利益分配的大洗牌。
通过这次内部痛苦的利益重组，美国不仅平了旧的经济账，还顺势把“人权、自由、平权”这些概念包装成了新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武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甚至能无限动员对手体制内的反对者，成了美国击垮苏联的利器。
同时，他们将引发国内矛盾的实体产业链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这样一来，不仅化解了国内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还顺势利用了亚太地区庞大的冗余劳动力，转化为了高额的利润。
3.3 总结
因为大政府流水线制造了太多有思想、有诉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导致了1968年的全球大造反。为了平息内乱、降低成本，西方资本选择抛弃本国工人，将工厂搬到亚洲。为了论证这种“把本国产业搬空、让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行为是正当且进步的，一套名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被创造出来了。西方赢得了冷战，但也为当下的全球危机埋下了伏笔。
二、正在崩溃的当下：新自由主义
经过70年代的世界革命后，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逐渐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区域。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提供东海岸提供资金、西海岸提供设计，处于半边缘区域欧洲日本提供一些细分领域的技术和资金，边缘区域的亚太提供生产、中东俄罗斯提供资源。这种全球化分工催生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导致了严重的财富分化。沿海地区（如我国沿海省份、台湾，新加坡，美国东西海岸）和资源寡头富裕，而内陆地区和资源区（如美国中西部以及传统制造业阶层、俄罗斯普通人、中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等）日益贫困。贫困引发的后果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导致全球化这种生产方式以及附属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这个临界点，表面上是高层人事的剧变，但它实际上标志着沿海外向型资本利益集团与内陆国家主义、传统左翼路线之间，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爆点。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让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这导致了美国财富极度向东西海岸（金融和科技寡头）集中，而原本作为美国基石的非海岸线地区（中西部“铁锈带”）和传统产业工人则陷入了贫困。再次推荐《乡下人的悲歌》《美国反对美国》这两本书。
2016年，特朗普代表中西部铁锈带内陆贫困白人击败代表东西海岸建制派的希拉里。
生产的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落后地区（即亚太地区）的工业化，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在金融危机之前，这种模式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利用庞大的冗余劳动力（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国内的各种危机），完美契合了西方剥离低端产业的需求，成为了亚太生产海岸的核心。
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拒绝出让利益，随着内陆势力（俄罗斯、美国右翼等）开始反扑，旧有的环太平洋新自由主义大厦开始瓦解。依赖外贸和全球化分工的中国沿海经济模式，将受到巨大的外部冲击。原有的全球贸易格局中断，中国必须承受极大的痛苦。
2012年3月，内陆重庆模式与其他路线发生了剧烈碰撞与政治洗牌，导致了十八大的最终结果。本质上是“利益分配路线”和“要不要继续顺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根本性分歧。
苏联解体后，吃到了新自由主义红利的人（以苏共高官和能源寡头为主）吃掉了大部分的蛋糕，普通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日益贫困，毕竟出卖资源解决不了多少就业，石油天然气的收益大部分也没有回馈普通民众（其他能源或原材料生产国也一样）。
2014年，普京收回克里米亚，俄罗斯传统帝国势力与西方彻底撕破脸，“皇俄独走”，现在的俄乌冲突都是体现。
新自由主义埋葬了理性主义，就像理性主义埋葬了保守主义一样。旧的生产方式必将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同样地，新自由主义也将会被新的意识形态埋葬，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的事情。
谁能完成内部革命，发展出新的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谁就能主导下个时代。
三、总结与展望
前文提到，自90年代深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主模式是依靠低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赚取顺差，这种模式虽然解决了大量底端劳动力的就业（如进厂、盖楼），但也导致了美国中下层（红脖子）失业并促成了特朗普上台和贸易战。因此，不是中国内部的改革解决了经济困局，而是外部的贸易战倒逼中国必须放弃旧有模式。
疫情和贸易战之后，中国开启了新的模式（如新能源等高附加值产业）。
中国现在不能依靠低端制造来外贸了，而是通过对资源、行业的垄断和托拉斯（巨型企业）来参与新的全球化。过去的外贸是为了保住农民工就业来维稳，现在的外贸是为了维持这些巨型托拉斯的运转和发展。
这些巨型企业规模极其庞大，我个人认为这种企业的老板实际地位相当于省部级干部，有的影响力甚至能到国级，比如在外滩讲银行都是当铺思维的那位。
这种模式必须减税、降准、低福利来滋养大企业，从而导致低端制造业被兼并消灭。其结果是，过去依赖低端制造业的广大职工阶层将被干掉，产生巨量的城市贫民。
总结：这是一段高度依赖低端制造出口、随后试图用高杠杆（棚改、双创）来维持增长的阶段。这一路线在贸易战的外部压力和产业升级的内部需求下必然破产，并且其政策（如棚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阶层挤压（尤其是对小资和城市平民）。
做个不恰当的比方，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相当于美国十九世纪末的镀金时代，而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是类似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未来。
